核电重开和核电反对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实——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阴影之下，但是现代产业以及日本的自然条件又使得日本人无法拒绝核电。在核电站当地人的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旦发生核事故，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福岛核电站周围那些有家不能回的灾民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支持重开核电。

2016年2月23日，日本农场主MasamiYoshizawa在写有抗议横幅的小车旁边走过，横幅上书“东电和日本政府应当赔偿我的损失”。（东方IC/图）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每年的这一天，日本的媒体都会冠之以“史上最惨重的地震”。如果仅仅算遇难者的人数，“3˙11”日本大地震其实算不到“损失惨重”的行列里去，到现在为止，所有死亡人数（统计包括失踪者在内）是15455人。

使得“3˙11”日本大地震成为“史上最惨重的地震”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地震催生的海啸。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在地震的防灾减灾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如果没有海啸的话，那次地震不会造成比三位数更多的死亡人数。

但是那次地震引发的海啸不但带来了近两万的死亡人数，还造成了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使得这次地震被列入“史上最惨重的大地震”之列。

1有家不能归VS“一生悬命”在地震发生5年后的今天，“无家可归”的灾民还在十万以上。单单从这一个数字，就可以知道这次灾害的严重性。准确地说，不能用“无家可归”这个词，它并不能描述事实，而事实是“有家不能归”——因为这些灾民的家在核污染区，而且对于里面的大部分人来说，是永远回不去了。

日本文化不太鼓励迁徙和移动，日语中表示努力的词是“一生悬命”，实际上这个字是从“一所悬命”演化而来的，日本人喜欢一辈子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因此，离开自己的土地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5年过去了，灾民仍然不能回去——放射性污染的土地高达2000平方公里（一般人被禁止进入），这几乎和东京都的面积相同。实际上，这场地震所造成的“人员失踪”数字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这些地方是无人能够进入的死亡地带。

更严重的是，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事故。日本方面声称，40年完成废炉工作，但是现在连已经融化了的炉芯究竟散落在了什么区域都不知道，整个废炉工作就真的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例如，现在的事故处理工作中最紧迫的，是如何截断流经该区域的土壤、已经受到污染的地下水。如果地下水受到污染，就会无可阻挡地流入海水。如今，技术人员采取汲取的方法，将那些已被污染了的地下水放在水罐里，但水罐的容量是有限的，而地下水似乎是无尽的。于是，他们就做出一个这样的设想——在事故机组周围用管子向地下注入冷冻液，做成一个局部冻土地带，以消除地下水的流动问题。但是，直到到现在，这个项目也没有完成，同时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项目完成后能否奏效。

2011年7月19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表声明，称“今后10年内将花费20万亿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是2.5千亿美元）来处理这次核事故”。日本有关部门正式公开谈到这个数字就只有过这一次，可以推测现在肯定要花费更多的资金，而且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全部完成废炉工作也需要40年！

这就是福岛核电站的现实。恐怖的事故使得一个更加重要的争论席卷了日本全国，那就是到底该如何看待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核电？

2最便宜的VS最令人不安的众所周知，日本是能源短缺的国家，既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气，也缺乏水力发电所需要的大江大河，因此日本电力生产的成本相当高。核电是日本人宿命的选择。

日本是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对核能有种先天性的过敏。当年，要不要引进核电技术，在日本可是引发了一场大论战的，最后终于达成了引进核电技术的共识。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读卖新闻》的老板正力松太郎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正力松太郎被称为“日本原子能之父”。

一旦核电技术在日本获准使用之后，就以巨大的势头推广开来。如今，日本核电的装机容量已经占到了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30%，主管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的核电比例是40%。最高的是关西电力，占到了48%。

核电确实有不少优点。首先，作为核电原料的铀基本上产自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这些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国家，而石油天然气则主要产自政局动荡的中东地区。比较起来，核电原料的来源更加安全稳定。

从发电价格上来说，核电也有竞争力。1999年，根据日本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发表的报告，日本每度电的成本数字是：核电5.9日元；天然气6.4日元；煤炭6.5日元；石油10.2日元；水力13.6日元。显然，核电最便宜。

核电更吸引人的，是运行中不排放二氧化碳，属于清洁能源。在全球变暖成为人类面对的大问题的今天，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核电。由于转换效率低以及要受制于天气状况，同样不排放二氧化碳的风力或者太阳能发电距担负起主要电力供应的任务还为时尚早，只是作为某种鼓励人们追求环保的意愿的点缀而存在。

然而，核电还是一种最令人不安的能源，从核电问世以来，出现过好几次大事故。如果说美国的三里岛事故还是属于虚惊的话，那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就彻底地把核电的恐怖之处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让世人去选择。

3讲究“政治正确”VS“核电政策太胡扯”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第三次会议（也就是所谓“京都会议”）之后，减排二氧化碳突然成为了最大的政治正确，反对核电的群体在“低碳环保”面前失声了（特别是在2009年更讲究“政治正确”的民主党执政之后）。200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时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作出了“到2020年，将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的允诺之后，发展核电几乎成为了日本唯一的选择。此外，从2005年之后扶摇直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也给核电政策作了背书。

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在连续运行两年之后，核电机组一定要停机维护。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虽然正在运行的机组还没有停止，但处于停机检修状态的核电机组都不能重启了。同时，“要不要重审核电政策”也摆在了日本人的面前。

讲究“政治正确”的民主党当然打出了反核电的旗帜，本来发展核电就是自民党推进的政策。不公道的是福岛事故落在了民主党政权任上，落到了时任首相的菅直人的身上。

虽然在首相任上不能像在野党时代那样自作主张地反核电，但是菅直人还是利用首相身份干了点私活：“3˙11”日本大地震之后的2011年5月6日，通过当时的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菅直人要求中部电力公司将正在运行的浜冈核电站的4号和5号机组停机，同时不再启动正在停机检查的3号机组。理由是浜冈核电站正好处于预想中的“东海大地震”震源的正中，继续运行实在太危险。

日本政府虽然对企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没有下命令的权力，从来没有对一个企业有过这么具体的要求。这个举动当时受到了不少批评，人们认为这个请求是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侵害，但菅直人不为所动，而中部电力公司也只能给首相面子。如此一来，一共有5台机组的浜冈核电站（包括已经终止运行的1号2号机组在内）就处于实际上的废弃状态。

在离开首相职位之后，菅直人本人又回到了反核电的立场，主张日本应该放弃核电政策。其实，主张放弃核电政策的前首相并不仅仅是菅直人一个，原来一贯推进核电政策的自民党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是其中之一。福岛核电站的悲惨现实，使他抛弃自民党主流的拥护核电政策，走上反对核电的道路。

最近几年，小泉纯一郎自费考察了不少国家，得出了“核电政策太胡扯”的结论。其最主要的论据就是“无法处理核废料”。目前，日本在这方面的解决方法是深埋，深埋其实就只是蒙混过关。先不要讲地震国家日本根本就找不到安全的深埋场所，就是能够深埋起来，都还存在被恶意的人重新挖掘出来，作为恐怖主义武器的可能性。

“3˙11”日本大地震之后，反核电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中很强势。面对着那么严重并且都不知道如何处理的灾害，也没有哪个政党胆敢去鼓吹发展核电，就是自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在长期的执政时期内忽视了核电的安全，但是面对产业界的呼声谁都不能无视。

在这场大地震之后，自民党一直对这个问题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在2012年众议院大选、2013年参议院选举、2014年东京都知事选举和众议院选举时都避开了这个困难的话题。

4“全民反核电”VS与核电共存日本人曾经很认真地检讨不要核电的可行性。有人找出了有过全部核电停机的时间，并且以此来证明离开了核电也能过日子，但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核电站运行短期停止的空白可以用火电以及水电来填补，但如果长期停止，就会发生严重的电力不足，因为水电站和火电站也都需要周期性的停机检查和维护。建造发电站或者增加发电机组是一项大工程，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因此如果真的没有了核电，生产和生活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几年日本人真的做出了不少努力，地震之后先后有过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没有核电机组在运行。为了节约用电，日本人调高了空调的温度，减少了电车的次数，甚至部分地区发生了停电，日本人熬过了过来。但问题并不是在于生活用电而是产业用电。生活用电可以用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来将就，但是产业用电的效率是无法在短时期提高的。因此，电力不足就直接影响到了产业，火电和水电的价格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使得日本企业在本来就表现不好的价格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从事故发生后的2011年开始，以出口商品、对外贸易立国的日本出现了时隔31年的贸易赤字。而这个赤字和日本发电用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大幅度提高直接相关，虽然从2015年开始这个赤字随着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下降而大量减少，但没有人能保证以后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不会再次提高。

因此，摆在日本人面前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是如何处理现有的核电能力；二是核电在国家的能源政策中处于什么位置。直到2015年6月1日，日本产经大臣的咨询机构“资源能源调查会”才提出了到2030年为止的能源组成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核电将从现在的30%左右下降到20%～22%。这个比例不但不符合日本社会广泛存在的废除核电呼声，甚至比大多数人所预测的“从现行折半”的15%还高了5到7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方案说明了“每三年做一次修订”，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外交辞令，所以该方案发表之后失望之声不绝于耳。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周围，也像后来反对新安保法律一样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新方案的出台，使得原来一直处于停机状态的核电机组在加固了安全措施之后逐渐重新投入运行。到2016年2月26日，日本全国有4套核电机组投入了运行。但是，在2016年3月9日，大津地方裁判所（相当于中国的中级法院）作出了“位于福井县的高浜核电站3号4号机组暂停运行”的暂行判决。因为当地居民提出了要求停止这两台机组运行的诉讼，有专家认为这个核电站位于地震活动断层之上，状况非常危险。

实际上，这种核电重开和核电反对的博弈，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实——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核事故的阴影之下，但是现代产业以及日本的自然条件又使得日本人无法拒绝核电。在核电站当地人的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旦发生核事故，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福岛核电站周围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支持重开核电。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在核电站工作或者与核电站有关的地方工作，核电机组停机，他们就直接在生活上受到了冲击。此外，日本政府对核电站周围的居民还提供了丰厚的津贴，一旦核电机组停机，他们就拿不到这些津贴。

其实，其他日本人也一样。就是不工作的学生和家庭主妇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因为电力不足或者电费上涨，父亲或者丈夫就业的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